学校教育与居民消费：一个文献综述

一、引言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让民众有更多获得感的重要途径。高品质的消费旨趣是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非货币收益之一，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心理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背景下，探讨教育对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们面临着实际资源的有限性与提高享受现有资源水平和能力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居民作为消费者拥有更高的消费品质和消费能力对缓解这一矛盾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教育的目标被认为是培养生产者、建设者，人们对教育对消费活动的作用有所忽视，甚至有观点认为教育投入的增加意味着拉低消费水平。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教育与消费关系的深入研究，教育对消费的积极作用得到普遍认同。

亚当·斯密认为教育让人们学会并熟练技艺，同时也隐含着教育的回报来自顾客对各种工艺制造产品的消费所带来的利润。[1]凯恩斯提出消费函数的概念，将人们对影响消费因素的感性认识推向理性测算。[2]以舒尔茨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学者明确指出，教育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培养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生产功能。舒尔茨明确指出所有这些研究都忽略了教育的消费性价值，对教育这方面的收益所做的估计都低估了教育的真实价值。[3]相关的研究主要源于西方国家，国内关于教育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还不多见。中国作为经济增长最为快速、消费结构更新最为剧烈的国家，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郝德永提出教育对消费有增值、导向和调节三大功能。[4]本文将基于教育对消费的增值作用和引导调节作用两条脉络展开对国内外已有文献的梳理。教育对消费的增值作用表现在消费力的提高上。教育对消费的引导和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使消费者形成健康的消费心态和高品质消费旨趣，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方面。最后，本文将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经验，展望国内相关研究的前景以及启示。

二、教育增值与消费力的提升

教育对消费的增值作用表现在消费力的提高上。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具有生产性，教育投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使消费的物质资料基础得到升值，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的消费水平。在当前买方市场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消费者能否把“潜在购买力”变成“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的收入增长状况。劳动收入的差别可视为教育差异的一种有用的近似值。[5]从个体消费力的角度看，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体其消费水平也更高。Michael R T研究发现，教育对劳动力市场边际产品价值的影响使得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正向相关。教育对实际财富收入的提高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了居民对更便宜消费活动的倾向。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当一个家庭由更多的受教育个体组成，它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知识、概念、事实和想法，同时也提高了家庭的非市场支出效率，即对市场商品和服务的选择与购买。Michael R T利用1960～1961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对1.3万户家庭或者消费单位的调查数据，引入收入弹性和教育弹性的概念表示教育程度和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他研究发现，主要家庭成员完成的教育年限每增加1%，相应的商品支出减少1%的0.07，服务支出则增加了约1%的五分之一。[6]Mkrtchian G M发现年轻人的知识、学历和专业最重要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取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地位，而且也会让他们在之后产生更高水平的消费愿望。[7]

从宏观角度看，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同样得到验证。陈钰芬采用定量分析发现：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增加1人，将使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提高10.68元；每万人口中研究生人数每增加1人，将使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提高202.2106元。[8]然而，受教育因素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朱广华等人利用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发现受教育水平差距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以中部地区为强，教育结构变化的影响以东部地区最强。他们进一步指出，东部地区居民受教育平均年限比全国及中西部地区都高，其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已从制约因素转为拉动因素，而全国整体居民教育年限明显偏低。西部地区的教育差距过大，超过了倒“U”型底部，已从对消费水平的拉动作用转换为反向压抑；全国居民教育结构变化(即高级化)整体处于拉动消费水平提升阶段。[9]不仅如此，受教育程度对消费力的影响也在不同消费水平群体中产生异质性。刘曦子等人利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宏观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居民消费的数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受教育程度对消费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且人口受教育程度对中等消费支出水平的居民影响略大于高、低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这说明中等消费水平的居民消费受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加敏感和有弹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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